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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毕竟，隔壁县，就是冀省首例非瘟疫情的爆发地。

    说到这，老周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：“你不知道吧?    隔壁县现在是乱七八糟的，养猪户规模不管大小?    都在疯狂抛栏。一到深夜，大车小车直奔那边?    一车车的猪往外运……”

    罗邦听得直皱眉。

    这就是社会众生相、世间百态了。

    疫区养猪户最是恐慌，甭管是不是有病毒潜伏?    只想着“能卖一头是一头”?    抛栏的生猪价格也是跌到了谷底。

    价格一低?    就有了利益。用老周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疫区3块的猪价，到非疫区就有6块多，利益驱使车往低处走，猪往高处行……”

    问题是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要求，有1起疫情的县，就要暂停该县生猪产品调出该县所在市，暂停该市所辖其余各县生猪产品调出本省……隔壁县毫无疑问属于“暂停调出”的范畴。

    要说隔壁县设立的防控非洲猪瘟临时检查站也不止一处，但猪贩子就是能神仙过海，各有路数。

    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”老周撇撇嘴道。

    罗邦沉默不语。

    其实，从07年非洲猪瘟传入北方邻国以后，国内就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洲猪瘟的监控工作，并制定了一系列防控应急预案以“防患于未然”。应该说，爆发非洲猪瘟后，相关部门是迅速做出了反应并及时应对。

    然而，正如其他很多政策，好意的出发点，往往在执行中逐渐扭曲，最终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    像隔壁县的乱象，仅仅是冰山一角。非洲猪瘟能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蔓延多省，生猪跨区域调运，尤其是“非法”跨区域调运肯定是最直接的原因。

    非洲猪瘟过去的几十天里，这种为了一时的蝇头小利而害了更多养猪人的现象屡见不鲜。就像有专家所说：非洲猪瘟来了，猪还是猪，人可能已经不是人了！

    身为生物安全实施专家，罗邦对此痛心疾首。但他能做的着实不多，能做好自己的事都累得不想说话了。

    “总会慢慢改善的。”这是万能的自我安慰，罗邦自嘲一笑，突然对老周说道：“你可不会有什么歪念头吧？”

    老周一愣，马上大声喊冤道：“我哪敢啊。现在多少猪场老板都想搭上嘉谷的路子，我是昏了头才自寻死路……”

    “自寻死路”肯定是夸张了，但老周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。

    有一个数据大众很少注意到，国内年出栏一万头以上的大型猪场，数量不算多，但嘉谷系出身的占了六成有余。

    这不是偶然。

    并不是所有的规模化猪场都可以把猪养好的，还要看养猪的技术和管理能力——嘉谷农牧作为高度集约化养猪的佼佼者，几乎是引领了大型猪场的主流。

    就拿育种体系来说，大型的养猪企业，如嘉谷农牧和温氏，包揽了从最上游的曾祖代种猪到最终商品肉猪的仔猪。中型养猪企业，从父母代的二元母猪开始做。小型企业，则是自己买仔猪来育肥——老周就是属于第三种。

    整个育种环节的流程做得越好，商品肉猪的生产效率就越高，生产成本就越低。这一块，嘉谷农牧赫赫有名，想要引进嘉谷培育的仔猪，都要经过一番竞争。

    实话实说，加入嘉谷系养猪场要付出的代价不菲，所有生产资料都受嘉谷农牧影响不说，人家还有出栏肉猪的优先采购权。

    饶是如此，依然是追捧者众，那必然是得到的好处远大于付出的代价。

    这不，非瘟一来，差距就立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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