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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因为新旧货币体系混用的问题，“文”这个单位依然存在，大伙还没习惯称其为“分”。按照新的货币标准，如果一元钱等于原先的一两白银，五十文就相当于五分钱，当然实际上并不能这样直接换算。

    不过五十文一天的工钱，干满一个月也才挣一两五的官银，实际换算还不到现在新币的一元五角，这是因为新币的流通还不太高，所以币值略有升高，如果放在明末，这个工钱会让很多人抢破头，但是现在嘛……

    有力气的壮年男子工钱比这高一倍，有技术的还得再翻一番，除了老弱病残，谁还看得上这点工钱？而且这只是建筑工地上的价格，若是会点手艺的，在作坊里的价码更是水涨船高。

    可即便工钱高到这种地步，用工荒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，所以为了挖掘人力资源，同时也为了节省开支，商贾与工厂主们很自然的推行起学徒制，一群群只有12、13岁的孩子们，被学一门手艺养家的美好愿景吸引，走进了各个商铺和作坊。

    太子一行人自然也看到了这些童工，可一来没有人将这一现象当做侵犯人权。二来因为劳动力短缺，这些童工的待遇也不是太糟糕，所以没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问题，可姜田作为一个穿越者，他的底线比这个时代要高一些，所以他颁布命令，对整个劳务市场约法三章。

    因为是临时约法，所以内容很简单，第一条便是雇主对员工在工作期间的生老病死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第二条是劳动双方权利平等，不可体罚打骂。第三条是每月至少有两天带薪休假。

    这三条看上去很简单，可对这个时代来说却有点超前，主要是不能体罚和带薪休假，让很多资本家怨声载道，可没等他们抱团抗议，用工荒就让他们不得不用更优厚的条件来招人。再说只要工钱够高，也没哪个工人抱怨这些。

    说起这个现象，放在其他地区绝对是匪夷所思，可在天津这里却顺理成章，百思不得其解的太子只得求教姜田：“先生优待百姓的心思我是懂得的，不用说这些日本来的劳工也是一体办理，可为什么只有天津能够推行？”

    姜田站起身指着棚子外的水泥路：“因为我这里有一条能发财致富的金光大道！因为我这里没有摊派和潜规则！要想赚大钱就要扩大生产，这是供求矛盾决定的。”

    正所谓要想富先修路，这个道理后世的中国人都懂，其实这个时代的古人也懂，只是他们没有能力改变天下的格局，也就是不可能修路致富。但是姜田给了他们这个机会，直通海港与运河码头的水泥路，不仅硬实平整，还使得马车的通行速度加快，承载能力上升，即便是老式双轮双辕单驭马车，运载量也比以前高不少。

    同时因为这里进行了税制改革和打击垄断的原因，普通商人也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，工商业繁荣必然带动相关第三产业的繁荣，各行业都在快速扩张，这人力也就更紧张了。

    如果是在明末天下大乱之前，能够利用这个办法安置天下流民，这大明的江山未必会受小冰河期的影响，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农民起义了，可惜历史没有如果。

    放到这个时空，姜田很清楚如何刺激工商业发展，尤其是了解到这个“几乎没有”商税的制度下，为什么进化不出资本主义之后，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个促进商业繁荣的地方性制度，只要资金投入进来了，他自有办法让社会流动起来。

    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，故有的管理方式能否胜任接下来的改革，因为原先的儒家治国可是将商贾当成肥猪来养的，只是杀猪带来的利益全都进了私人腰包。在原时空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所以成果璀璨，是因为当时全国上下都有一股改革的迫切需求，胆子大的勇于迈出第一步，其它地方则学习人家的经验。

    而这个时空之中，天下唯二有改革意愿的是张韬和姜田，就算有人知道要变法图强，可该怎么干却是莫衷一是，尤其是张韬取消了文人的特权之后，少数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敢站出来了，所以这天津卫只能交给姜田。

    于是姜大人想要改革，就必须寻找到支持自己的盟友，同时还要有大量的金钱投入，这不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投资，张皇帝就算是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投入进来也是不够的，，所以姜田只能采用招商引资这个办法。

    因为道路的通畅，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，新城中原先的空地也跟着水涨船高，最早跟着投资的几大商团，因为姜田的指点，土地的位置最好，仅地皮的升值就已经超出了原先入股的数目，这可是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，也让更多的人看着眼红心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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