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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紧随其后，十月五日志愿军在放卫星，宗城大捷的消息传至上京导致辽国也慌了。耶律洪基真不想宋国强大起来，不想宋国得到河潢地区获得更大纵深，于是再次召见宋国外交大使司马光进行谈判。

    辽国第二次的要求是：为仁慈计，为不造成过度流血，宋国志愿军要全部撤离河潢地区，与此同时西夏军团也撤离，三方握手言和，河潢地区仍旧交给吐蕃羌人统治，同时为责罚当时吐蕃人的对西夏边境的骚扰，责令唃厮啰政权对西夏进行战争赔款牛羊马匹若干。

    司马光再次拒绝了这样的不平等条约。

    但司马光争论的地方不是宋国志愿军撤军与否，而是事件谁对谁错？

    于是在第三次谈判中，司马光居于宋国皇帝身体日渐不支、宋国内部恐将有乱的客观因素，原则上认可宋国志愿军撤离，但不接受唃厮啰政权错误的事实。司马光认为：是漫咩在潢州的血腥不仁道作为，有失天下公理，放下严重的战争罪行。于是要求西夏撤军的同时，西夏还要对唃厮啰政权和大宋进行赔款。

    于最后一次三方会谈中，多吃己不确定西夏军是否会输掉战争，但是根据现有局面，王雱部实在太猛，拖延下去的持久战对西夏更为不利。所以多吃己哪怕认为司马光的条件有些过分，也原则上认可了，承诺火速回国汇同西夏的太后太师商议。

    就这样，在辽国霸权各打五十棍的压制下，三方会谈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向，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联和声明后，多吃己回西夏，司马光火速回到汴京，于朝廷质疑“国家困难情况下部署志愿军的不妥作为”。

    有司马光煽动，皇帝赵祯暂时处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大宋朝廷内部的反战派声势也绝对不小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鉴于志愿军的战绩包治百病，已经让大宋有了不小的面子，所以这次他们不能算投降派，而是反战派。反战理由千奇百怪，不过主流观点是财政和粮食安全问题：尽管现在大家信任神机雱不会输掉战争，但西夏两大军团主力仍在，王雱不是神、不可能把他们快速灭掉，如此就变为了国力拉锯，对大宋的财政、粮食、经济等多方面都极端不利。

    持有这个观点者众多，吕公著，司马光，甚至富弼也在其中。

    韩琦说了：这群人他们不信志愿军可以在一年内结束河潢战役，现在是多次胜利导致了外交形势较好，议和还可以一定程度讲条件。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万一现在不止盈，后续手一滑出现失利，要再谈判、恐怕条件就不那么好了。如果出现持续失利，那么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什么感情和义气，会再次出现庆历年辽国陈兵边境进行讹诈的形势，这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会发生。历史从来不温柔，蛮族一直就是这样讹诈收割汉人的。

    客观的说，王安石认为反战派的担忧不无道理。他们这次不是丧权辱国，他们所担心的事的确存在发生的可能。

    于王安石写给志愿军统帅的私信中，老王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对战争时限的担忧情绪。老王认为儿子的军事指挥已全然成熟，但并不是神，譬如四渡湟水过程中的七次遭遇战，遇到了快速纠错的卓洛兰，也只是三胜、三平、一败。那么在西夏主力仍在的情况下，如果西夏朝廷看清了漫咩的愚蠢，调整远征军统帅为卓洛兰，则有可能把河潢战场打为持久战，把大宋拖入无尽的战争泥潭中。被战争拖住的大宋一但显露出一丝疲态，就一定是辽国趁机武力讹诈的局面，那么几年的发展成果又将被辽国霸权一次拿走。

    于是这个问题上，老爹王安石的观点和富弼出入不大：他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有毛病，但在志愿军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，成功阻止了西夏占领河潢地区的现在，止盈停战、休养生息未尝不是可行之策。

    唯独韩琦态度暧昧。这么重大的问题，韩琦也不是一味好战，所以出来没有公开指责他们的反战。但韩大脑壳也以私信形势，附带一封给王雱的绝密信函：“你父亲，富弼，包括王拱辰在这问题上说的不无道理，所以老夫不会公开批评他们投降主义。但老夫不信任司马光的外交，所以我枢密院短期内，绝不会下达撤军命令。现在皇帝不能理事，老夫要求你部志愿军‘将在外不受命’，仍旧可以根据战场具体形势，调整你们的部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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