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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边学道没给廖蓼蛋挞，而是带她去了街边一家饭店。

    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廖蓼把自己的钱包丢给边学道，告诉他：“我没钱，得你请。”

    边学道没客气，打开钱包看，结果里面只有一张50的，三张1元的。

    边学道说：“简单吃点，够了。”

    廖蓼说：“那是我两周的生活费。”

    边学道作势要起身，说：“那咱走吧。”

    廖蓼坐在那不动，说：“你给我一盒蛋挞我就走。”

    边学道说：“不是给你买的。”

    廖蓼不理边学道，抬头招呼：“服务员，菜单！”

    这家饭店的规矩是先交钱，后上菜。

    服务员看着两人，边学道看着廖蓼，廖蓼看着窗外。

    没办法，还是边学道交的钱。

    看廖蓼吃得差不多了，边学道问她：“廖小姐，你是富婆，半个学校都知道，能不能尊重一下请你吃饭人的智商？”

    听边学道这么说，廖蓼一口喝光杯里的果汁，说：“我爸的企业出事停产了，可能要倒闭，我的好日子没了。”

    话题很悲伤，但廖蓼的脸上看不到多少难过的情绪，所以边学道根本不信。

    于是边学道再问，廖蓼还是这番说辞。

    边学道问：“你家里办什么企业？”

    廖蓼说：“大豆压榨企业。”

    大豆？

    压榨？

    现在是2004年……

    边学道有点相信廖蓼的话了。

    因为他想起有名的“2004年大豆危机。”

    松江市所在的北江省是中国大豆主产区。2010年左右，本地媒体几次深度解读“大豆危机”和“粮食战争”，松江日报也曾投入人力和版面研讨这一话题。

    作为报社审读，边学道一字不落看过所有报道。

    2003年8月，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，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，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连续上涨，涨幅近一倍，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，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。

    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。

    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，纷纷加大采购力度。2004年初，中国企业在美国“抢购”了800多万吨大豆，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/吨的高位。

    但随后，2004年4月，美国农业部又调高产量数据，国际基金紧跟反手做空，大豆价格突然直线下降，跌幅近50%。

    于是，巨大的价格落差一下子将众多中国压榨企业逼向绝境，中国油厂每1吨进口大豆亏损达500至600元。

    美国人利用期货狠狠玩了中国企业一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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