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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徐元佐对明代官员收入的了解，全都来自于后世的研究。

    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明代官员其实收入不低，起码是在富裕阶层。这种算法是通过恩格尔系数算的，却忽略了粮食本身具有货币属性，所以并不很准。

   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官员合法收入太低，所以才要想尽办法去贪污*。

    以徐元佐看来，强调明朝官员贪腐的人，往往是为了证明“明清一体”，若要证据，便是一句“莫须有”：难道有官不贪钱么？

    张居正死后，政敌想抓他贪腐的证据，最后一无可得，只能说他转移了财产。天启党争中，魏忠贤打击东林，就是想从贪腐入手，结果把人打死了也没榨出来多少银子。当时追比“赃银”从数千两到一万两不等，花钱买命都不可得，恐怕是真的没有。

    就徐元佐看来，大明虽然处处有潜规则的规费，官员直接下手贪腐的却真的不多。因为一旦他们中举，就是统治阶级了，大量的农民会带着土地投靠他们，借他们的功名来抵消徭役。这就是变相地替国家收税——税收还不缴纳国库。

    许多举人若是注意自己名声的，还不肯收纳这些人，只收些宗族亲戚，也足以保证生活富足，安心读书继续赴考。所以自打大明成祖之后，就有“金举人、银进士”的说法，可见等考中进士，收益已经下降了。

    至于“穷秀才、富举人”更是可见一斑。在一个功名社会里，高学历的秀才相比没有功名的普通人，怎么可能穷？

    譬如陆夫子过得再拮据，也总比其他人家强许多。这个“穷”。只是相对举人而言的罢了。

    成祖之后，所有官员都是举人、进士出身，他们已经通过潜规则过得心满意足，何必再犯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贪腐呢？更何况自己两袖清风做官，让子侄去赚金山银山。岂不是更好？

    徐元佐对郑岳的观察，则是“尚未脱离小举人的本色”。

    郑岳太过年轻，还没有足够的子侄辈可以用来经商致富，估计全靠投献的田产养家。他在松江任职，也不可能剥削下民，否则徐阁老也不会给他好脸色。

    那么他的收入是多少呢？

    徐元佐并不清楚。但知道一个参照物。

    海瑞。

    海瑞在福建任淳安县知县的时候，经过各种盘削克扣被捐款，一年实际到手的收入是十二石大米、二十七两四钱九分银子，以及三百六十贯钞。宝钞除了发工资和当奖状之外已经毫无用处了，所以可以忽略不计。

    如果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人绝对不会贪污。那么海瑞必然是其中之一，所以他的收入绝对是干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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